特朗普的國際新秩序：從山巔之城到叢林現實

來源：FT中文網

特朗普的中東之行，響徹着鴿子與橄欖枝的聲音，這與一個多月前的關稅战鼓聲形成鮮明對比。在中東，特朗普盛贊中東各國“閃閃發光的奇跡”是中東人民自己創造的，而不是西方的幹預主義者。相反，幾十年來美國奉行的自由主義與新保守主義幹涉政策，在中東地區遭遇了慘敗，面對未來，“即使我們之間存在巨大分歧，我也愿意放下過去的衝突，爲建立一個更美好、更穩定的世界而努力。我將永遠支持和平與合作，永遠如此。我相信坐着審判是上帝的工作，而我的工作是捍衛美國，促進穩定、繁榮與和平。”

中東轉向

隨着公开話語與密室談判的展开，美國新的中東政策輪廓逐漸清晰。

一方面，經濟合作成爲構建美國中東新關系的基石。在訪問期間，沙特、阿聯酋和卡塔爾等國以最高禮儀接待了美國總統，白袍銀騎、超巨紅毯、阿雅拉舞齊出，承諾萬億級別對美投資，籤署千億級別具體採購與合作協議。隨行的企業巨頭，如馬斯克、黃仁勳、OpenAI、Google、亞馬遜、波音、通用電氣、花旗等公司高管等，與當地政府展开了廣泛而深入的洽談，尋找中東各國與美國在經濟和投資領域的契合點。

例如，特斯拉將在沙特建設超級工廠，生產電動汽車及儲能設備，谷歌擬投資沙特雲計算與人工智能基礎設施，支持沙特的“2030愿景”數字化轉型，OpenAI將與NEOM新城合作开發AI驅動的城市管理系統。美國波音公司和通用電氣收獲巨額合同，購买數百架波音787“夢想客機”和波音777X客機，並邀請美國公司投入巨資改造當地石油开採與煉化工業。沙特籤署的軍售協議規模也達到1420億美元，創出軍售協議歷史最高。

另一方面，在處理地區爭端時，堅持以和談爲主，將战爭或战爭威脅置於更次要地位。在棘手的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關系問題上，特朗普展現了對阿拉伯各國立場的更多認知，推動沙特等國實現與以色列關系正常化。特朗普政府調整了對敘利亞的政策，從制裁轉向給予機會，在會見敘利亞領導人之後宣布放棄制裁。這讓敘利亞新政府有了更加寬松的政策選擇空間，不是只有靠攏俄羅斯、伊朗以敵對西方作爲自己的唯一現實選項。對伊朗，特朗普政府祭出“大的胡蘿卜與粗的大棒”，在伊朗對中東影響力大幅降低、國力大幅縮減的前提下，以伊朗放棄核武器爲唯一的核心訴求，展开積極的談判。

美國中東政策的變化，背後蕴含着更加宏大的战略思想。盡管特朗普對此並未詳細說明，但非常明顯的是，所有的講話與政策取向都顯示出，特朗普試圖扭轉過去歷屆政府在全球安全秩序上的基本導向。這樣的轉向，當然不是心血來潮的無的放矢，在保守主義思想圈內部，早已經有廣泛的反省與思考，從早期的亨廷頓、帕特裏克•布坎南到近年的米爾斯海默等人，這樣的思想脈流從未斷絕。

理論背景

過去數十年，尤其是冷战結束之後的30年，自由主義與新保守主義主導了美國的外交战略。從克林頓到小布什再到奧巴馬，美國在對待國際安全秩序方面一脈相承。無論是進步主義（民主黨政府）還是新保守主義（小布什政府），其支持者都相信歷史的終結，認爲對其他非西方國家的現代工程改造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他們也不憚於使用武力來實現這一點。冷战結束後的短短20年裏，美國參與了7場战爭，战爭密度比1990年之前提升了三倍。

自由主義將個人自由奉爲最高價值，誓言保護那些權利受到嚴重侵犯的人。這一原則應用於國際關系，促使自由主義者以進攻型战略行事。如果權利受到嚴重傷害的人身處他國，就可能促使自由主義政府對該國實施幹預。這也就毫不奇怪，進步主義政府執政期間，世界上發生战爭的次數更多。

這樣的進攻主義策略下，通過外交途徑解決紛爭的空間與機會被壓縮。畢竟，外交意味着，在重要問題上存在衝突的國家之間，需要進行討價還價和相互讓步。但自由主義卻把它簡化成了道德層面的正義與邪惡問題。用特朗普的原話說，“近年來，太多的美國總統都被這樣一種觀念所困擾，即我們的工作是審查外國領導人的靈魂，並利用美國的政策對他們的罪伸張正義”。

如此一來，在某些國家，契合該國生態環境、具備穩定統治能力的政府被西方幹預主義者推翻，卻又無法建立起符合西方自由進步主義模式的政府，進而引發地區內亂或反撲；在另外一些國家，西方政府以及自由派主導的國際組織（如世界銀行、IMF、聯合國开發署等）迫使當地政府接受西式自由主義的社會與經濟改造工程，這些政策建議與與此相關的援助、貸款資金，往往浪費於當地的腐敗官員與失敗的巨大工程上，反而拖慢了當地經濟的發展。前者的例子包括阿富汗、敘利亞等在西方加強幹預之後不僅沒有帶來和平富裕，反而陷入長期战亂的國家。後者的例子在《白人的負擔: 爲什么西方的援助總是收效甚微》等描寫西方援助的書籍中有大量例證。

社會改造工程之所以往往伴隨着巨大的災難，這通常包含兩個關鍵要素。根據詹姆斯•斯科特在《國家的視角：那些試圖改善人類狀況的項目是如何失敗的》一書中的分析，第一個要素是，一個愿意並且能夠充分利用其強制力來實現高度現代化工程設計的威權政府；第二個要素，則是一個缺乏抵抗這些計劃能力的孱弱公民社會。也就是說，西方幹預主義者要成功的前提恰好是他們拼命要摧毀的，這就注定了，西方幹預主義政策很難取得他們期待的成功。

與此同時，他們以自由主義視角理解世界，而非現實主義方式，這在像俄羅斯和中國這樣的大國面前，激起了對方的敵意。

米爾斯海默在《大幻想：自由主義之夢與國際現實》一書中指出，“自由主義霸權政策”不僅在冷战後世界是錯誤的，即使在冷战期間也是錯誤的。事實上，從東歐到中國，與莫斯科的角力迅速呈現出來。當時，如果美國更开放地尋求與共產主義國家的友好關系，並採取現實主義的方式去謀求在這種關系中的美國利益，結果會好於頻繁使用軍事力量。

對於承當了國際安全秩序責任的大國，他們必須也應該以現實主義態度對待國際關系。此時，大國與小國交往的最佳战略是避免卷入其國內政治，除非絕對有必要，否則不要侵略和佔領它們。換言之，真心實意尊重國家主權，“各國人民有權力選擇最適合自己的道路”，即使這樣的道路是（在自由主義者眼中）錯誤的，美國也不應該扮演上帝之鞭的角色。

新秩序

當下，面對中國的崛起，世界局勢正向一強一大的兩極格局演變。這種變化有利於促使美國政府放棄自由主義的安全觀，轉而採取現實主義的安全觀。特朗普政府對此的回應是，不再專注於多邊安全協議，更多從美國利益出發，使用雙邊主義政策工具。在歐洲，迫使歐洲各國承擔自身的防衛與安全需求；在國內，建設更加強大的軍事力量；在全球，避免輕易對小國發動战爭，與各種類型的統治者打交道，以求達成有利於美國的deal（交換或者妥協），而不是以意識形態劃界。

這一原則不能稱之爲孤立主義，而應稱之爲保持克制的現實主義。這與19世紀大英帝國之下的保持克制的現實主義如出一轍。在當時，英國對推翻某個地方的傳統統治者興趣不大，但會施加影響。當這些統治者強力挑战英國的核心利益時，英國會毫不猶豫地予以打擊與懲罰，但很少謀求推翻統治者。

換言之，這一思維相信一個國家的變化是逐步演進的，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生命與道路，其政治權力結構的穩定與進化，受限於其國內的具體情景與政治動員格局。對這一格局應抱之以達爾文主義的觀望態度，等待進化與時間的力量讓其逐步有所改善，保持和平與穩定。在此過程中，一個國家的政權如果能夠學會與外部世界相處，也必然會推動其內部治理結構的現代化與自由化。

這樣的漸進式進步議程，遠勝於自由主義的社會工程式立場。當然，特朗普的新秩序，不是向大英帝國全球秩序的簡單模仿與回歸，而具有新時代下的特點。以這樣的國家安全秩序作爲設想，那么在全球三個熱點地區的政策轉向就變得可以理解了。對此，我3個月前在“喜歡或者仇恨，特朗普主義都在那裏”一文中曾經提出簡要分析，現在可以略加展开。

首先是中東。大部分中東國家已經建立了穩定的政治秩序，在經濟現代化道路上也取得了長足進步。如果美國放棄國家建設主義的幹預立場，轉而謀求各國和平共處，中東各國與美國的衝突將會顯著降低。經過多年战亂，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共處已達成事實默契，俄羅斯、伊朗、敘利亞的國力與地區角色也已降低，這爲實施美國的新中東政策提供了有利條件。未來若能妥善解決加沙問題，中東幾十年的战亂局面有望得到實質性改善。

其次是歐洲。在歐洲面臨的考驗在於，特朗普所奉行的新政策，與歐洲各國自由主義政府存在相當大的矛盾與距離，要說服各國、或者改革歐盟，難度極高。在這種情況下，特朗普沒有花費更多時間與努力去尋求彌補分歧，而更多地傾向於冷對多邊安全協議，爲美國自行其是贏得空間。

一方面，美國希望歐洲各國承擔自我防御的責任，降低美國的負擔；另一方面，以不同於歐洲國家的思路對待俄烏战爭的調停。

對於俄烏战爭，米爾斯海默譴責了西方的北約東擴政策。簡言之，北約不該東擴，俄羅斯不該發起战爭。俄羅斯“不該”發起战爭是從道德層面來談論的，而北約“不該”東擴是從工具理性的角度來談論的。特朗普不認同北約東擴，認爲此舉將俄羅斯逼至敵人位置，並無必要，需要予以糾正。之前的自由主義者認爲，東擴不是針對俄羅斯的敵意，但是，俄羅斯特定的政治、歷史條件導致俄羅斯對此並不認同。從工具理性的角度講，俄羅斯如何想，比自由主義者如何想，對政策的實際效果有更大的影響。

對特朗普而言，妥善調停俄烏战爭，讓俄羅斯從敵人的角色轉變爲不一定友好但至少是非敵國的角色，對全球安全秩序具有重要意義。

與此相反的設想是西方自由主義者所青睞的，即，全力以赴幫助烏克蘭，迫使俄羅斯接受有利於烏克蘭和歐洲的和平條件。然而，這條路的战略和战術代價是巨大的。

從战術層面而言，如果北約不愿意親自下場面對擁有核武器的大國俄羅斯，那么單獨依靠軍援烏克蘭要取得迫使俄羅斯接受條件的結果，難度很大。這不僅會導致數以十萬計的軍人與平民的傷亡，也會導致美國、歐洲將有限的資源過多地投放在此，也邏輯地暗含着重塑俄羅斯政治的“雄偉設計”。從战略層面而言，將俄羅斯推至不共戴天的仇敵，不利於全球安全秩序，也不利於美國對抗唯一挑战者的战略需要。

如果放棄這一選項，那么在實現俄烏和平上，選擇是有限的。烏克蘭可能將面臨國家利益的損失，以求換取寶貴的和平，來建設自己破碎的國家，讓時間站在自己這一邊。對俄羅斯不追求徹底擊敗它，而是要創造條件，使其從敵國轉變爲非敵國，同時允許其重新進入國際秩序。在這一路线圖下，要調停战爭，言語（如公开發表媒體會喝彩的強硬言論）不重要，對左右兩邊施壓以創造和談局面重要。特朗普政府堅持不公开譴責普京總統，應視爲實施這一方案的配合舉措。

目前俄烏和平尚未實現，但時隔3年之後，雙方第一次坐上了談判桌，烏美礦業協議也已經達成，5月19日特朗普與俄烏兩國總統通電話勸和。應該說，目前的狀況離开和平是更近了而不是更遠了，與3個月前的情況截然不同。

第三，是最爲重要的太平洋地區。在此處，美國必須集中幾乎全部資源來應對真正的挑战，即面對全球唯一有實力挑战美國地位的大國。在這種情況下，提升國防預算、強化軍隊建設、追求軍事技術的斷崖式領先、重塑全球經貿秩序（參見本專欄4月初的文章“自由貿易已死，對等貿易將升”），成爲一種必然。

好消息是，按照特朗普中東演講的精神，美國與東方大國之間存在着和平共處的充分空間，即，遵循了美國歷任政府的承諾，尊重中國的主權，尊重中國人民的道路選擇，反對战爭。這與中國的立場是拉近了而不是推遠了。

質疑

向現實主義國際政治的回歸在美國歷史上不是新鮮事，然而，時移世易，特朗普的轉向必然要面對巨大的挑战。從理論到現實，這一轉向的風險都是巨大的。

傳統美國外交思想與實踐，受“山巔之城”理念影響巨大。“山巔之城”的虔誠追求，往回縮通往孤立主義，不要管舊歐洲的爛事，做好美國就行；往前推通往布什式“邪惡帝國”論，誓言將自由福音帶給這個混亂的世界。不論成功還是失敗，山巔之城的信仰，都是美國磅礴國力的重要組成部分。

20年前的新保守主義者在國內政策上繼承了保守主義的傳統，但在國際事務上，卻接過了自由主義的衣鉢。這也難怪，衆多的新保守主義者不過是被社會現實痛打過的自由主義者，而福山曾經是新保守主義者，作爲知識分子氣味濃重的派別，他們在對外關系方面絲滑地接入了自由主義的思維方式。小布什政府發動的伊拉克战爭、阿富汗战爭，符合自由主義的口味。

而特朗普的國際新秩序，是對新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的直接否定。這一新方針，不再熱心改造別國，呼應了孤立主義訴求，但也不是退回國內閉門自己過，仍舊具有管理全球安全秩序的訴求，只不過是基於現實主義的態度。這樣的轉變沒有先例，自然也會面臨重重挑战。

具體而言，在如何應對中東、俄烏、太平洋等現實挑战之外，從理念上講，存在兩個重大問題。

首先，特朗普政府的雙邊主義行動，懸置了過去70年的多邊國際安全機制，令歐洲等傳統盟友不滿，被批評爲瓦解了盟友對美國的信任。這一軟實力的喪失，可能從根本上瓦解美國管理全球安全秩序的能力。對此，特朗普政府多少有點兒不以爲然。所謂的軟實力，並不應該以媒體聲音爲衡量。副總統萬斯在慕尼黑的演講，不顧外交禮儀，直截了當批評歐洲各國政府在文化道路上的歧途難返。這表明特朗普政府對爭取歐洲傳統盟友的信任與支持，既不抱希望，也不看重。事實上，最近20年來，隨着歐洲工業能力與軍事能力的下滑，歐洲國家對美國主導的全球行動貢獻不大。

反過來說，多年徒勞之後，歐洲確實是在特朗普政府施壓之下，在兩個重要方面向美國要求妥協：降低對俄羅斯能源的依賴、承諾將國防开支提升至GDP5%。未來，美國能否在丟失部分盟友信任的狀況下，能否以一己之力推行預定議程，是一個重大考驗。換言之，拋棄多邊安全秩序，擁抱差序安全秩序，是否可行？

其次，當美國不再依據自由主義理念看待全球安全秩序問題，過去1個多世紀多少人爲之奮鬥的基於規則的安全秩序是否遭到了背叛？特朗普拒絕譴責明火執仗的入侵者、與各國顯然算不上民主選舉的統治者握手言歡、對巴拿馬、格林蘭等地的聲索，都加重了人們的懷疑。問題是，自由主義者對國際叢林性質的道德否認，並無助於糾正這一狀態。過去數十年，對姿態、而不是實際行動的青睞，恰好是很多悲劇、或者好心的糊塗蟲造成悲劇的主觀原因。特朗普新秩序放棄幹預各國內政，但卻會對各國的外部行爲提出要求，例如，調停剛果战爭、調停俄烏战爭、迫使胡賽武裝停止襲擊商船等，並非完全的孤立主義取向。

說到底，對特朗普主義派系的保守主義者而言，歷史並未終結，自由主義者不能按照自己的價值觀構想，對全球各國進行“手術”與改造，而需要尊重各國作爲自然演繹與持續博弈的生態系統這一現實。這樣的世界當然是不道德的，本質原因是因爲各國政治尚未建立在道德基礎上，而不是政治家在講台上如何演講。新秩序下的世界仍會充斥諸多不公、暴力與战火，但考慮到過去數十年自由主義幹預主義的慘痛失敗，我們很難說這樣的政策框架會導致更多的不公、暴力與战火。